1、一些领导干部和公务员既有权力，也有能力，但该管的不管。现实中碰到的许多矛盾和问题，党和国家都有政策规定，但他们就是怕惹麻烦，怕干砸了影响政治前途，所以能躲的就躲，能推的就推。有些干部明明知道有些群众生活很困难，急需政府关心帮助，但他们就是漠不关心，视而不见。

　　2、一些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在工作中，不该管的，胡乱插手；该管的，乱管一气。不是依法办事，不把手中的权力用到为人民服务上，而是滥用权力，违法行政，甚至以权谋私，走向腐败。

　　3、个别部门对有利益的领域，争权夺利，竞相管理，而对没有利益的领域，推责诿过，缺位失语，这是当前不少部门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。一方面是胡乱作为，以捞取部门利益和个人好处，另一方面又是无所作为，对社会急需、百姓期盼但没有利益的事情，不闻不问，在其位不谋其政。有不少行政人员，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、得过且过的思想混日子，尽管自身清白，却不为群众服务，不愿触及矛盾，不敢与坏人作斗争，在不知不觉中损害了群众的正当利益。

　　4、执法成患，已经不仅仅是态度粗暴的问题，而演变为官民之间的暴力对抗。一些地方为“推动”工作，动辄动用警力，抓人捕人。有的地方私建“执法队”，私设“小黑房”，用来教训“不听话”的群众。有的地方还实行“恶人治村”、“恶霸执法”，把“村霸”、地痞搜罗进基层政权及执法队伍中来，专门对付当地百姓。暴力行政有四大“高发区”，主要发生在农村计划生育、征地和房屋拆迁、城市管理和城管执法以及阻止公民上访领域。

　　5、行政执法中多头执法、多层执法问题比较普遍。一方面，政出多门，各部门从不同层面做出规定，标准各异，客观上造成了行政执法者不作为、乱作为或难作为。例如，按规定，道路路政由交通部门管，道路交通违章和治安由公安机关管，但在一些地方这两个部门却冲突不断。近年来，在湖南、山东等地都发生过两个部门大打出手、阻断交通的事件，惊动中央。另一方面，法律、法规往往规定县级以上某某部门负责某方面执法，结果同一系统的各级执法部门纷纷下乡执法，加重了基层负担。与部门利益膨胀遥相呼应的是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。改革开放后，随着权力的下放，地方保护、各自为政演变成一大公害，消耗了大量的执法资源。例如，本来国家对建筑单位已经规定了严格的资质审批条件，但由于建筑业是一块“肥肉”，很多地方又各自立规，外地企业要进入本地市场，必须向本地的主管部门申请进省（市）施工许可证，准入门槛大大抬高。??

　　6、“乱作为与不作为”导致频繁发生的公共安全事件与生产安全事故。

　　7、一些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不能正确对待权力。?权力是一种责任，不是一种荣耀。可一些公共权力机构的执业者却把自己看成是高高在上的“主子”，而把其所服务的公众看成为自己的“仆人”。他们不愿意放下架子和面子去从事一些在他看来低等级的“小事儿”，他们把相当多的精力与时间放在升迁、逐利、消遣和娱乐上，从而极力寻求自己私利（物质酬劳和精神快感）的最大化。他们把自己手中的权力看成是套现的工具、自利的武器和身份的符号，他们宁愿卡拉OK、桑拿足浴、打牌搓麻，也不愿在“不合理”和“不恰当”的时间里深夜“出勤”，更何况常规性的工作时间也不一定能够“满勤”。在纪律严厉的行政环境下，他们常常寻找“上有政策、下有对策”的公共管理机会主义之“万全之策”。

　　8、政府“乱作为与不作为”现象严重。?在民主和法制社会，政府在处理与公民或单位法人的民事纠纷、经济纠纷时，越是遵循依法行政，越是少动用或不动用强制性手段和措施解决矛盾，越是有助于树立政府的权威。从法律地位上讲，国家行政机关与公民、法人一样，是完全平等的主体，“官告民”与“民告官”一样，都是依法解决问题的正常渠道。政府乱作为，侵害了群众利益，老百姓可以依法告政府。同样，老百姓做错了事，侵害了政府利益，在调解、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政府也应该通过法律程序维护自身权益，而不能动辄采取强制手段，动用所控制和掌握的“专政机器”强行“维权”。因为与强大的政府相比，公民或法人无疑处于弱小地位，政府以强凌弱，即便有一万个正确理由，也必然会使弱势群体受到伤害。眼下一些地方政府对“官告民”不感兴趣，觉得这样做有损政府的形象和权威，认为只要政府有理就可动用行政权力强制执行。这是有悖于法治理念的“权力政府”的惯性和“特权”思维，实不可取。